历代很多研究者认为，在元和五大诗人中，韩愈是个最圆滑最没有骨气的人。

他的圆滑证据之一表现在他穷极无奈之时，居然去侍奉权贵幼子（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），即使有辱斯文也在所不惜。之二表现在他奔走公卿豪门之间时写了不少拍马屁的文章。韩愈有三篇《上宰相书》，为求官而唇干舌燥，以致招世人“急功近利”“摇尾乞怜”之讥。之三是为了保住官位而不惜卖友求荣。“永贞革新”失败后，宪宗上台，盛怒之下诏令柳、刘等八司马虽遇赦不得量移。此时，韩愈量移江陵，明知自己阳山之贬与王叔文集团无关，为了早日调回京城，他居然写了《永贞行》一诗，将矛头直指王叔文及好友柳宗元、刘禹锡等人。之四是他在丢官之后，为了谋求新职，曾违心地写信奉承贪官大吏李实。韩愈在《上李尚书书》里说：“未见有赤心事上，爱国如家如阁下者”，还说即便李实是千百年前的古人，自己也仰慕得很，何况就在眼前云云。其实，当时李实任京兆尹，横征暴敛已导致民愤冲天，韩愈却闭眼吹捧，实在令人作呕。之五表现在谏迎佛骨受斥之后，他上表谢罪，折节求生。

韩愈不仅在官场上处世圆滑，而且在学术上亦然。他一方面在《原道》等文中为儒家争正统，排佛、老不遗余力；但另一方面又赞和尚“实能外行骸以理自胜，不为事物侵乱”，晚年更因崇道教饵药石而丧命。他一方面辟杨、墨之学，认为“杨墨行，正道废”，一方面又说“孔子必用墨子，墨子必用孔子”，对墨学也没有完全否定。他既吹捧儒家之教，又曾赞扬管仲商鞅的法家之道，给人琢磨不透的感觉。

其实，韩愈骨子里并不坏，也不十分懦弱，甚至还不乏勇敢。比如，他在贞元十九年初，为了升官写了阿谀逢迎的《上李尚书书》之后，同年底目睹京城百姓生活惨状又挥戈相向写了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》，控告李实亵渎职守欺君害民。短短时间，态度判若两人。元和八年（813年）春，韩愈任比部郎中兼史馆修撰，从事《顺宗实录》的编撰工作，因为受到各种干扰，他借《答刘秀才论史书》发了一阵牢骚，大谈古来修史的人都没有好下场，自己是不肯履行史官的职责的，把修当代史的责任推给年轻人。柳宗元获悉后，于第二年正月给韩愈写了一封信——《与韩愈论史官书》，对韩愈圆滑、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。实际上，韩愈顶住了来自宦官集团的压力，据实书写了包括宰相陆贽对德宗错误“言令”的批判以及攻击“宫市”“五坊小儿”在内的很多弥足珍贵的史料，实际上肯定了王叔文执政期间的一些举措。还有，元和十二年（817年），他曾以行军司马身份随裴度征讨叛乱。穆宗长庆二年（822年），镇州王庭凑兵发动兵变围神策军将领牛元翼于深州时，韩愈自告奋勇冒着生命危险前往“宣慰”，为国家统一立下了功勋。

相比之下，与他同时代的柳宗元显得“固执和迂腐”多了，他被贬永州十年，依然不思“悔改”，虽有信求助亲朋旧僚，但用词没有韩愈那样乞怜，所以，韩愈屡蹶屡起而柳宗元“一蹶不振”。

韩、柳同为古文运动领航人，柳宗元行文谨慎万分，精雕细琢，韩愈经常视写文章为赚钱工具，他写墓志的稿费很高，不仅为别人吹牛拍马，甚至不惜胡说八道。